燕趙大地村落里的作家故居

伴隨著款款流動滹沱河輾轉于冀中平原，當代文人——孫犁、賈大山的故居，向我們張開懷抱。

孫犁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“荷花淀派”的奠基者，他的“白洋淀紀事”系列中的《荷花淀》《蘆花蕩》等影響深遠。賈大山則是新時期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佼佼者，他的《取經》《花市》等皆是經典之作。他們都是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，關注土地，關注命運，竭力反映中國的“農民精神”。

(圖片人物：孫犁)

賈大山故居在正定縣城郊的西慈亭村，孫犁故居在安平縣大子文鄉孫遙城村，相隔一百多公里。賈大山故居是一個普通的農家院落。門臉不寬，空間也較有限。盡管有些簡陋甚至破舊，但卻是不加粉飾的原汁原味，真實地折射出作家當年生活與創作的艱辛。孫犁故居則是外院套內院的四合院，人居功能完善，布局合理考究。

故居是歷史的遺存，歷史都是由故事串聯的。賈大山的故事很多，比如寫好的稿子都要在土炕的褥子下面放一段時間，說是要放放、壓壓。有空了就躺在褥子上想想，想好了順手抽出來就改。放放，其實是過濾積淀；壓壓，其實是壓實壓短。一把塵封已久的二胡也是故事的講述者，這是他當年搞農民文藝宣傳隊的樂器。閑暇時，二胡悠揚的琴音會在平原上飄蕩，吸引很多青年和孩童來聽曲子和妙趣橫生的故事。二胡弓子的馬尾已經散亂，弦也銹蝕斷了。賈大山五十四歲就因病去世，他的“琴弦”雖然過早地斷了，但知音至今仍然很多，當年風范還在當地百姓中傳為美談。

孫犁現在這個故居，是在原址復建的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村里為修建學校找到孫犁，希望他能給予資助。先生便委托村里把老屋變賣了來捐資助學。他特地寫了《故園的消失》一文記錄此事。對老屋他是很留戀的，畢竟是根之所在。為此他感嘆道：“老家已經是空白，不再留一草一木，一磚一瓦。這標志著，父母一輩人的生活經歷、生活方式、生活志趣、生活意向的結束。”同時，他也認為這是“一個從無到有，又從有到無的自然過程”，體現出他一貫的灑脫大度和透徹的人生參悟。

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，但在賈大山故居，卻看不到他任何專著，只展示了幾冊刊物和幾頁手稿。這是因為他一直都全身心地工作與創作，沒有心思、精力去為自己運作出版一本書，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專業聲譽。作品雖存世不多，但都是精品，也就規避了“速朽”的危險而“不朽”。孫犁故居則突出了作家著作等身的特征，這讓我一度郁結的心緒舒展開來——院里建立了孫犁作品碑林，九塊石碑，鐫刻著孫犁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品簡介。

（圖片人物：賈大山）

老家相距不太遠，但兩位作家不曾謀面，看似有些不可思議，但恰恰顯示出二人不庸俗攀附的行事準則，看重的是文字交集與精神對話，追求的是思想融匯與理念契合。所以，在孫犁故居，很自然會想到賈大山，想到先生對晚生的關注與扶掖。“小說愛讀賈大山，平淡之中有奇觀，可惜作品發表少，一年只有五六篇。”這是孫犁信口吟出的幾句順口溜，后來還筆錄下來托人帶給賈大山留著紀念。而在賈大山故居，也會想到孫犁，想到賈大山對他的尊崇。他傾心孫犁明凈清幽的風格和獨特的審美眼光，認為先生是一個有主見有思想的真正作家。當有人評價賈大山創作風格屬于隔壁山西的“山藥蛋派”時，他斷然否認，堅持自己是“荷花淀派”傳人。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，他的枕邊也還放著翻舊了的《白洋淀紀事》。脾性相投，心心相印，賈大山的滹沱河與孫犁的白洋淀雖然水系不相通，但文氣卻一脈相承。

除了文風接近，二人的人文行為也靠得很攏。孫犁雖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，又是解放區文學的杰出代表，但后半生都在默默地編輯報刊，靜靜地寫自己的錦繡文章；賈大山雖名聲大振過，但也為人低調，甚至不參加自己的作品研討會，在群眾多次推薦、領導反復動員下，才出任正定縣文化局長。甘于寂寞，淡泊名利，正直而高尚、認真而倔強，是他們共同的個性特征。

名如其人。孫犁，一個“犁”字，連接晴耕雨讀或者是勤耕苦讀的一生，他的故居，充溢著芬芳濃郁的書卷氣息；大山，一個“山”字，牽系敦厚樸實的秉性和文品，他的故居，彌散著北地獨有的人間煙火。

清癯儒雅的孫犁與剛直淳樸的賈大山，是燕趙大地上異峰突起的地標之士。燕趙大地自古出慷慨悲歌之士。過去，我們以為所謂的“士”，是壯士是勇士是俠士。兩個文人的故事，明明白白地告訴我，這個“士”其實也是包括文士的，譬如孫犁，譬如賈大山。他們曾經感動過無數人的“慷慨悲歌”，至今依然縈繞在華夏大地，縈繞在冀中平原，縈繞在他們的故土故居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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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圖：西柏坡紀念館）

（圖：江蘇省公安廳學員赴西柏坡參加培訓）

（來源：人民日報，原標題：村落里的兩位作家故居）